77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自1840年以来，历经105年，中国终于洗刷了对外的屈辱。

01

1945年8月，炎炎暑热尚未散去，胜利的喜悦已在山城沸腾。

这一天，供职于美国新闻处的英文翻译沈苏儒，一如往常上班。

一个月前，这位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在其堂兄、民盟创始人沈钧儒的引荐下，来到设在重庆的美新处工作。他每天要定时收听外国电台的新闻广播，并把最新消息记录下来译成中文。

沈苏儒刚一坐下，就听到美国旧金山电台在广播日本政府宣布投降的消息。尽管此前已有相关消息，但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颤抖的双手已经写不下一个字，直到反复听了三次，才确信这一天大的喜讯。

在怀着激动的心情转译此消息后，沈苏儒立马打电话告知住在重庆南岸的家人。

他的妻子陶琴薰，是蒋介石侍从秘书陶希圣的女儿。这位名门淑女在接到电话后，还没等丈夫说完，就已经兴奋地高高跃起，挥舞着双手大喊：“日本投降了！日本宣布投降了！”

半个小时后，重庆电台正式发布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这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中国军民浴血奋战14年，付出3500万人以上的伤亡，近一亿同胞沦为难民，无数城市被毁，无数乡村被焚，历经无尽的屈辱与悲愤，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45年8月16日，《大公报》头版头条：“日本投降矣！”

当天中午12点，东京传来裕仁天皇“停战诏书”的录音讲话。裕仁天皇用略带嘶哑的声音，正式宣布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命令入侵各国的330万日军一律放下武器，停止作战。

实际上，胜利的消息早在五天前就已在重庆渐渐传开。

8月10日凌晨，日本政府在穷途末路下做出决断，电告中立国瑞士和瑞典政府，请转告中、美、苏、英四国政府，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

那天傍晚，灯火管制下的重庆城中，率先得知日本投降消息的美国士兵，情不自禁涌向原本宁静的街头，见了人就拉着握手，歇斯底里地叫喊。

山城的老百姓大多听不懂英语，但从美国兵的言行举止中，他们感受到十四年来的唯一期冀，一种渴望已久的预感：日本人，投降了！

当天，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第一次传播日本将要投降的报道。

随后几天里，来自五湖四海的重庆市民欣喜若狂，发泄着压抑已久的情感。

这座在抗战中惨遭日机狂轰滥炸的铁血山城，响起了象征胜利的鞭炮声，买不到鞭炮的人们则提着脸盆和锣鼓，大敲特敲。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奔走相告，高喊胜利口号。

《大公报》的记者子岗在《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城》一文中写道：

过年没有这么欢喜，中了头彩没有这么多人同声叫好。人们还惦记什么呢？物价吗？去他的！秋老虎么？稀什么奇？黄金抽四成么？全都奉献也算不了什么，只要留下盘缠钱回家！

1945年8月，重庆市民听闻日本投降，摆出V字手势

庆祝活动在8月15日这一天达到高潮。

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望着窗外拥挤的人潮，满含热泪，提笔写下一首《凯歌》，并由《中央日报》在第一时间刊发，自豪之情跃然纸上：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爆竹，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狂……

踏破那小小扶桑，

河山再造，

日月同光。

罗家伦的好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更为疯狂。

当胜利消息传来，平日滴酒不沾的他不知从哪里搬出一瓶珍藏多年的泸州大曲，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冲出家门，在人潮中乱舞。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在狂欢的街上，傅斯年的帽子飞走了，棍子脱手了，最后闹到筋疲力尽，才回家睡觉。

第二天，他累到起不来，躺在床上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中国虽取得胜利，但国家依旧贫弱。

多年以后，罗家伦回忆起当年情景，第一句话是：“孟真（傅斯年字）疯了！”

1945年，重庆举行抗战胜利庆祝大会

那几天，蒋介石一直很忙。国民党中央为抗战胜利筹备了许多节目，包括遥祭中山陵、庆祝大会、各界游行、盟军军事长官茶会等一系列活动。

15日上午，蒋介石在闷热的天气中走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亲自拟写的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文告。

《时代周刊》特派记者白修德在抗战期间曾常驻中国，他如此描述当时广播的情形：

蒋安静地坐在一间闷气的广播室内，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地沉着……（他）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

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信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麋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

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

蒋介石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反而显得心事重重。他在8月15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电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5日，蒋走出电台

02

日本投降后，重庆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据说其中有一个猜灯谜活动，出了一道题：日本投降原因，打一古人名。

这个小问题，引得一些有心之人吵得不可开交。

亲美人士猜是“屈原”，原因是日本屈服于美国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与2万吨TNT炸弹相等的可怕威力造成二城数十万人伤亡，对日本形成重创。

亲苏人士说不对，谜底应该是“苏武”，关键在于苏联对日本的武力威胁。

同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大军挥师南下，日本70万关东军全线溃败，最后一道精神防线趋于崩溃。

这个谜语传到了昆明，培养过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学生的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吴有训，对这些说法皆不以为然。他说，正确的答案应是“华佗”。

华者，中华民族也！佗者，负重而行也！

中国军民14年来艰苦卓绝、不懈抗争，历经千万种磨难，付出了几千万人伤亡，才给了美、苏以逸待劳，给予日本最后一击的机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游行街景

民族危难之际，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怀揣着中华文明的火种，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横跨几千公里，完成一次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南迁途中，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曾蓄须明志，自称不驱逐鞑虏，绝不剃须。

当胜利的钟声响彻大地，闻一多却身在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所在地司家营，未曾得知。

直到第二天，其子闻立鹤才跑到昆明城外的司家营，向父亲报喜。

得知日寇投降，闻一多直奔镇上的理发店，要把自己蓄了八年的胡须全部剃光。

闻一多对理发师说：“剃！剃！全都剃掉！”理发师看着这一脸漂亮的络腮胡须觉得可惜。

闻一多笑着说：“实践诺言啊！”

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教授

03

1945年春，陕甘宁边区连续几个月干旱无雨。在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原，如此恶劣的气候早已是司空见惯。

入夏后，天公作美，连续几天下了几场大雨，伴随着雨水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好消息。

1945年8月14日晚，延安以西30公里的盐店子山上，专门接收国际新闻的无线电台，抄收到一条美联社、路透社和国民党中央社转发的急电——日本政府将于次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电台工作人员戴动喜出望外，在向上级报告后，来不及穿上衣服和鞋子，赤着脚光着膀子就往山下飞奔，边跑边高呼：“日本鬼子投降了！”

正在睡梦中的人们被呼喊声惊醒，随后蜂拥而出，欢呼声响成一片。

当时，毛泽东正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三天三夜几乎未曾合眼。他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连声说道：“好哇！好哇！”

8月15日中午，新华社译电员译出日本宣布投降的电稿，交给社长博古，随后向全国军民广播。

抗战期间，博古两度担任新华社社长，在战争年代艰难建成遍布各根据地的新闻通讯网。次年4月，他在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叶挺等。

1945年，延安军民庆祝抗战胜利

当天，延安全市轰动，万人欢腾，秧歌、鼓乐响彻云霄。延安军民高举火炬游行，在夜幕下汇聚成一片红色的海洋。有的人甚至撕破棉被，从里面掏出棉花，扎成火把。

诗人艾青看见漫山遍野火光与星月齐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他如此写道：“人人的脸上都映着火光，人人的心像火把一样，忧愁被火光吓退了！没有人能抑住自己的感情，人人的心都像火把一样燃烧……”

延安军民在热烈的气氛中，也不忘讨论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毛主席应不应该去重庆？”

8月，蒋介石三次发电来延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抗战胜利后，历史已经迫不及待地迈向下一个关口。

重庆谈判期间，一场晚宴

04

南京，是遭受日军暴行最为惨烈的城市之一。

1937年12月，灾难降临南京，日寇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6周内杀害无辜的平民及战俘多达30多万，留下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在这段惨痛经历的八年后，这座满含血泪的悲伤之城，终于等来胜利的消息，紧接着的是日军的败退和汪伪政府的覆灭。

在汪精卫死后接过汪伪政权“代主席”之位的陈公博，屁股还没坐热，眼见日本败局已定，一心想和重庆联络。他还以个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希望蒋给他一个职务，让他“指挥伪军维持地方秩序”。

陈公博的一厢情愿很快打水漂，蒋介石显然不会信任这个除汪精卫外最大的汉奸头目。

日本宣布投降当天，陈公博派人持亲笔信到上海催促汪伪政权的另一巨头周佛海到南京开会，一同商量退路。

周佛海本不想理会陈公博，他早已另谋出路。

早在12日得知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后，周佛海就向重庆密报“陈公博在南京不稳，另有企图”，还请蒋介石逮捕陈公博等首要汉奸，并表示自己会维护上海秩序，将“完整”的上海交给中央。

这完美地诠释什么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

1945年9月，南京的商铺内人头涌动

第二天上午，汪伪政府在南京颐和路的陈公馆召开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

陈公博决定解散“南京政府”，又提出：“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南京方面所涉及的人数很多，如何善后，应该谈谈。”

陈公博惊慌失措，还在寻求一线生机，和其他汉奸头目商议：“如果重庆不以南京为对象，能否另走他路？”

一旁的周佛海早就不耐烦了，说：“宣言通过就算了，还谈什么具体问题。”说罢，撒腿就跑，回上海去了。其他汪伪头目见状，也纷纷作鸟兽散。

汪伪政府历时5年零4个月，淹没在亿万人的唾骂声中，就此自取灭亡。

第二年，陈公博在监狱中被处以死刑，临死前留下绝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死后，其家人将他悄悄地葬在上海市公墓，连墓碑也不敢立。

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因最后关头的政治投机而免于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病死于狱中。

1945年9月，南京受降仪式

05

东北，是十四年抗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地区，当地军民以简陋的武器，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间与日伪军作战，付出惨重的牺牲。

东北抗日联军的三位总指挥中，杨靖宇和赵尚志先后战死沙场，只有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亲眼见证抗战胜利，终于等到日军在东北的阴谋破产的那一天。

东北民众庆祝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正躲在位于通化（位于吉林省南部）的大栗子铁矿株式会社矿长住宅中瑟瑟发抖。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凌晨，苏军就已突破东满、北满边境，集中火力轰炸伪满洲国“新京”（今吉林长春）。

慌乱中，溥仪再次开始逃亡。他接受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的安排，“迁都”通化，并将“中银”的9亿元伪币，以及4吨鸦片和大量白金、钻石等一同装上火车。

长春的伪满皇宫内早已一片混乱，火车站挤满大批日本人，他们慌不择路，有的拖家带口，向朝鲜逃亡，有的被关东军抛下，倍感绝望。

逃亡之前，溥仪唯恐留下叛国罪证，命令学生毓恩将他在天津的日记和两次访日的胶片全部烧毁。

毓恩将胶片拿到地下室的锅炉房中焚毁，险些酿成火灾，惊动了宫中的消防队。溥仪听到喧闹声后，从楼上下来，对正在救火的人说：“别管它，让它着吧。”

这个三番五次被推向政治舞台的末代皇帝，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恰似炉中的火焰，唯有苟延残喘。

日本宣布投降的两天后，溥仪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向伪满大臣宣读事先准备好的“退位诏书”，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宣告终结。

贼心不死的日本人企图带走溥仪，表示“对皇帝安危不能负责，但来日是欢迎的”，并答应为他在京都准备安置之所。

第二天一早，溥仪和弟弟溥杰、侍从李国雄等20来名随从人员收拾行李，分乘三架小型飞机逃离通化，打算从沈阳飞往日本。

飞机在沈阳机场刚刚降落，一行人就被苏联红军逮捕。

之后，等待溥仪的是长达5年的拘禁生活。

1945年8月，溥仪被苏联红军抓捕

06

1945年8月，沦陷达8年之久的北平，老百姓生活日益拮据，日军为支援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对沦陷区民众残酷剥削，以至于老乡们连棒子面和咸菜丝都吃不起。

在这节骨眼上，日伪政府还要求“平心静气妥筹切实办法，力谋度过食粮难关”，想到的办法就是给民众发“共和面”。其实就是一种用糠、麸和磨碎的豆饼制成，甚至还有沙子的“混合面”，煮熟后根本难以下咽。

抗战胜利即将到来，沦陷区的老百姓不顾日伪政府封锁，偷偷收听重庆、延安等“敌台”，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直到8月15日上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还在广播上“辟谣”，说谁再传播“谣言”，就按军法处置。

当天下午，日伪政府就被啪啪打脸，原来的广播节目全部中断，转而播放新闻：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天，北平多家报纸载文：“日本昨颁发大诏，接受四国共同宣言，实现世界永久和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游行街景

历经八年沦陷，今日终于解脱，北平人民扬眉吐气，慷慨激昂。

恰逢农历七月初八，临近“盂兰盆会”，北平老百姓纷纷赶制灯笼，糊上“庆祝胜利”等字样，提灯上街游行，挥舞旗帜，张贴标语。

趾高气扬的日本人放下武器后，顿失往日威风。北平西苑附近的老百姓多年以来忍受的屈辱瞬间爆发，部分居民发起了“抢西苑”的运动，他们破坏铁丝网，冲进日本人聚居地，抢回之前被日军掠夺的财物。

日本人被抢时大气不敢出一声，为了凑钱回国，生活在北平的日侨甚至把家中值钱的东西拿到街上贩卖。

民俗学者王永斌还记得，“当时一套日本和服只卖一块钱，手表、照相机也很便宜，每当有人光顾，摆摊的日本人都感激致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在天安门悬挂蒋的画像

07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的广播讲话中说道：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英国海军少将夏悫却已经率领舰队向香港进发。

日本投降前夕，盟军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出现分歧，英国政府打定主意，要赶在中国之前接收香港。其实，香港本就是中国领土，且战时又属中国战区统辖，理应是中国的受降地区。

蒋介石派第十三军赴香港受降，但夏悫抢先一步登陆，重新升起米字旗，并拒绝中国军队参加香港受降，中国政府只能派代表旁观受降签字仪式。

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岁月中，香港市民曾和全国所有沦陷区人民一样受尽磨难，奋起抗争。

数千名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加入港九独立大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游击战中。但在港英管治时期，他们对香港抗战的贡献长期被埋没，从未得到公正的评价，伤亡烈士及其家属也得不到应有的抚恤。

直到半个世纪后，中国才等来香港迟到的回归，而香港人民的抗日功勋也总算得到正名。

战后，经香港北上的中国军人，摄于佐敦道码头

1945年8月，当胜利的消息传到台湾，岛内掀起一阵阵欢庆胜利的热潮。在半个世纪屈辱的殖民统治后，台湾终于找回遗失的尊严。

老百姓欢欣鼓舞，纷纷把日本人原本强制要求摆在家里的天皇造像丢弃、焚毁，有的人还朝着西边——祖国大陆的方向，点上香火祭拜。

“我最难忘的就是8月15日的那段广播。”年过九旬的台胞周青回忆起那个激动的时刻，“听到日本天皇在广播里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和周遭的人们都异常地兴奋。那一刻，我们的想法就是：台湾人终于解放了，我们是战胜国——中国的国民！”

两个月后，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

尝尽救亡图存的悲怆，历经百转千回的苦难，中华民族在烈火中涅槃重生。

遥想1937年，滇军师长鲁道源奉命驰援南京，在惨烈的战败中仍坚持不懈，言语暗藏机锋：“谁会笑，谁最后笑？”

遥想1931年，松花江上尽是亡国恨，流浪关内的东北军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遥想1895年，日寇侵吞台湾，岛内军民誓死抵抗，开始长达50年的抗争，中华大地四万万人齐下泪，哀叹天涯何处是神州。

而今，我们更加有底气：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参考文献：

韩文宁：《战区大受降》，南京出版社，2005年版

岳南 ：《南渡北归（第二部）：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安平 ：《胜利日》，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

《民间影像》编委会：《抗战胜利》，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叶曙明：《图说香港抗战》，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周华：《第一个报告日本投降消息的中国人》，《四川统一战线》，2013年第4期

宋伟宏：《“八一五”前后傀儡皇帝溥仪的“末日逃亡”》，《长春日报》，2017-08-15

黄铁：《“八一五”延安狂欢之夜》，《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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